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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望

2016年，建组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bronco%20top%20hoist《動物分典》編纂完成時合影，只想從左到右依次為黃復生、讓中王祖望、國動郭郛、物學網馮祚建。新聞

王祖望在修改《動物分典》稿件。科學

王祖望與妻子。站得住孟凌霄/攝

在西高所時，不爭王祖望在馬場騎馬。建組

■本报记者 孟凌霄

90歲了，只想王祖望的讓中脾氣不減當年。

當年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動物所）當所長時，國動為給年輕人爭職稱，他在評審會上大聲疾呼：“再論資排輩，動物所前景堪憂！”談到如今的科研不正之風，90歲的王祖望把老花鏡一下摘下，“噔”的一聲擲在桌上。

但只要翻开那套《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以下简称《动物分典》），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温和。手指轻轻划过照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这些昔日并肩作战的老伙伴们，如今许多已不在人世。

王祖望記得，最后一次去醫院看望朱明生教授時，是2010年夏天。病床上的朱明生一手打著點滴，一手攥著蛛形綱稿件逐字細讀。見到王祖望等人來看望，他有些不好意思，趕忙將稿子塞進被子里。

就在这次探病的一周后，朱明生逝世。

王祖望也記得，魚類學家李思忠在彌留之際，曾輕聲對自己說：“王所長，我對不起你，這項工作我可能完不成了。”透過厚厚的老花鏡片，王祖望看見他眼中噙滿了淚水。

2007年啟動編纂項目時，項目組成員的平均年齡已達72歲。如今，叫王祖望“老大”的朱明生、李思忠走了；因病手抖拿不穩書，把字寫成小黑團的昆蟲學家劉舉鵬走了；坐在辦公室斜對面，與王祖望結伴買照明放大鏡的黃復生走了；王祖望的大學同班同學、鳥類學專家童墉昌走了；《動物分典》副主編、獸類分類學家馮祚建也走了……

這樣的告別，王祖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

大典，大典

大典，大典，這是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bronco%20top%20hoist王祖望退休后念叨最多的兩個字。

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等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启动《中华大典》编纂工程。这一项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其目标是全面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浩瀚图景。

其中，《动物分典》任务尤为艰巨。它不仅要从古籍中挖掘出古代中国人对动物的认识和记录，还要以科学的分类方法对这些记载进行厘定——这将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动物百科全书”，完整反映先秦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动物学知识。

这项工作的参与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动物学专业知识，才能从中国古代文献的蛛丝马迹中辨别动物物种，准确还原其生态特征与分布区域，同时还要能阅读大量古代史书文献。

那時，動物所的老所長王祖望被“無可替代”地請來擔任《動物分典》的主編，因為“只有他有這個威望”。

王祖望聘請了昆蟲生理學家郭郛任學術顧問、昆蟲分類學家黃復生和哺乳動物分類學家馮祚建任副主編，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20余位老專家共同承擔這部巨著的編纂任務。

編纂《動物分典》那幾年，王祖望每天清晨背著雙肩包，步行半小時來到動物所所在的北京北四環西路的舊址。順著環形樓梯爬上三層，右拐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中間那間305號辦公室，就是他們的編輯部。

编辑部有点像一座微型的“老物件博物馆”。为了节省经费，家电、家具大多是所里和编委会成员家中淘汰的。几十年的立式空调在夏天发出沉闷的嗡嗡声；老式雪花牌电冰箱顽强运行，里面放着编委会成员每天自带的盒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柜，木质的、不锈钢的、带锁的、合不上门的——几乎全是二手货，装满了他们从各个图书馆搜罗来的繁体字、竖版、无标点的古籍、影印本和各类材料。

墻上掛著一本老式翻頁日歷，時間停留在2007年——項目啟動的那一年。日歷格子里密密麻麻記錄著王祖望的日程。

只要到了辦公室，泡上一杯濃茶，王祖望就能埋頭在故紙堆里一整天。

中午是編委會最輕松的時刻。坐在角落里的黃復生，把吃飯叫“喂腦袋”。王祖望把自帶的盒飯從冰箱里拿出來，用微波爐“叮”幾分鐘加熱。吃午飯時，王祖望得把辦公桌上層層疊疊的書推到一邊，才能清理出一小塊空間用餐。飯后，又馬上繼續下午的工作。

只有在中午這段空隙，王祖望才會暫時變回一位老人，和老伙計們聊聊健康話題。

这群耄耋之年的动物学家，在年轻时常出野外作业，因而身体强健。

黄复生72岁时，仍能考察广西十万大山和海南五指山，健步如飞。他住得离编辑部最近，每天到得最早。80多岁了，仍骑自行车通勤，直到离世的前一天。

做蝗虫研究的刘举鹏，虽然年纪稍轻，但患上帕金森病后，手抖拿不稳书，眼睛又有黄斑病变，只能把书按在桌上阅读。刘举鹏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跟操着浙江口音普通话的牟重行先生讨论学术，只能由祖籍福建、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黄复生充当翻译。

這群老人用老花鏡看古籍小字很吃力。有段時間，辦公室樓下的流動小販賣的放大鏡自帶一串小燈泡，王祖望和黃復生都買了。傍晚還沒開燈時，辦公室已多了兩處小小的光源。

就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他们翻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古书。

文字難識，標點難斷，王祖望便邀請古文功底深厚的郭郛先生為大家釋疑解惑。郭郛受過私塾教育，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曾與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合作研究中國古代動物學史。編纂工作開始時他已85歲高齡，仍每周為編輯部開設一節古文課。

古文课的“教室”设在编辑部办公室对面的小会议室。教室面积不大，课件就被投影到一面白墙上。那时，郭郛先生常扬起拐杖当教鞭，指点字句。底下满头白发的学生，个个屏息凝神，只有手中笔记翻动轻轻作响。

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有争辩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术语或一个概念、一个物种古代名称的考据，他们都据理力争，从不讲情面，谁也不肯轻易让步。编辑部秘书沈慧记得，由于年纪大了耳背，老人们讨论时嗓门一个比一个高，长长的楼道里，回响着他们的争论声，好像在吵架。

編纂過程中，歷朝歷代的動物名稱審定需要條分縷析，考慮再三，出版日期三度延期。“我們這個團隊的編委會，基本上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只要一個躺倒，一個綱的編纂就沒有人來接手。”那段時間，王祖望常常因為擔憂項目后繼無人，夜晚在夢中驚醒。

直到2016年，编纂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20余位老科学家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资料近4000卷册，从中考证厘定中国古代动物1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种；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动物形态、动物解剖、动物生殖、动物生态、动物狩猎与保护、动物为害与防治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累计字数超过900万。

《動物分典》編纂完成后，王祖望自費請編委會成員吃了頓飯，就在中關村的禾谷園。小小的包廂里，十幾位平均年齡82歲的老科學家圍了一大桌，每位都頭發花白。

“我們只不過是一群‘以蠡測海’的老年初學者。”在動物所舉行的大典慶賀和贈書儀式上，82歲的王祖望說。

为了国家需求“步步高升”

早已退休，為何要編纂一部中國古代的動物學巨著？在《動物分典》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王祖望被問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

他说，这是一份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1955年，王祖望考入南開大學。在必修課《生物學引論》中，他發現教材翻譯自蘇聯教科書，絕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紹蘇聯生物學家的成就，鮮有中國動植物學家的名字。年輕的他心有不甘：“泱泱中華大國，難道我們的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的成就不值得被記錄傳世？”

年僅20歲的王祖望暗下決心：“總有一天，我們要編一部中國動物學的大書，一定要把古代學者的成就整理出來，讓年輕人談起他們能如數家珍，心生自豪！”

就連他的學生也很少知道，王祖望一生從事的小型哺乳動物研究，并非他最初的專業方向。他的科研之路從海洋動物研究起步，數次轉向，皆因國家需求。

在天津的渤海湾，他研究过“靠海吃海”的海洋食品问题。那是粮食短缺的年代，他和老渔民一道风吹日晒几个月，双腿经常浸泡在海水里，皮肤更是黝黑发亮。

在山西太原，他轉向研究“人見人厭”的老鼠。只靠一輛馬車、懷揣幾沓糧票，他和同事走遍了桑干河流域大大小小的村子，調查華北地區鼠害分布。也是在這段時間，王祖望結識了中國的“老鼠頭”夏武平。

當看到王祖望做科研不顧安危，夏武平告訴他：“作為野外科研工作者，你首先要學會保護自己。”令他感動的是，次年，華北生物研究所（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前身）就給從事野外鼠類研究的科技人員發放了特制野外裝備，可以防蚤類等寄生蟲侵擾。

1965年，中国科学院拟将北京动物研究所昆虫生态和动物生态研究室与北京植物研究所植物生态研究室，华北生物研究所动物、植物研究室成建制地搬迁至青海西宁，与已在当地建成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高所）合并。

由于野外工作条件让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西高所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當時，王祖望只有30歲出頭。他所在的華北生物研究所領導試探性地問他：“高原野外的條件很艱苦，海拔三四千米，你愿意去嗎？”

“只要與所學專業相關，天涯海角我都去。”王祖望回答。

在西高所工作期間，王祖望跋涉在平均海拔3000～4000米的高寒草甸地區。白天騎馬做樣地調查，夜晚在土坯房中點著蠟燭閱讀、翻譯國外文獻，向《生物學譯叢》投稿。

那幾年，國際上已開展了IBP（國際生物學計劃）研究，但中國因時代原因未能參與。從文獻中得知這一情況后，王祖望喃喃自語：“我們落后到什么地步了？就像在馬場里，只能看見馬尾揚起的灰塵，卻看不見前面騎馬的人。”

隨后，他與數學專業出身的同事周立、魏善武合作，用了10年時間，初步建立了高寒草甸非生命亞系統、初級生產者亞系統、消費者亞系統、分解者亞系統的模擬模型。當時，我國在生態學領域的系統分析與數學建模研究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在高寒草甸生態系統建模方面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王祖望等構建的高寒草甸生態系統的數學模型，開始跟上國際前沿。

在擔任西高所所長后，王祖望為解決所內人才“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問題，推動中國科學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態系統定位站成為國家開放臺站之一，與海外高校建立長期交流，讓所內骨干人才獲得不遜于內地的培訓深造機會。

從30歲出頭來西高所到55歲離開，王祖望在青藏高原工作了25年。

多年以后，回溯這幾十年間的人生選擇，王祖望笑言：“從平均海拔幾米的天津，到平均海拔800多米的太原，再到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西寧，我的人生軌跡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步步高升’。”

没有课题组的科学家

卸任西高所所長那天，王祖望的同事自發到火車站送他去北京。在綠皮火車上，穿著羽絨服的王祖望探出半個身子在窗外，跟老朋友一一握手告別。直到長鳴的火車開出站臺，同事們還久久目送著老所長。

在火車上，王祖望對著動物所的一紙調令陷入了沉思：對大多數科研工作者來說，從艱苦的地方調回北京，結束和家人兩地分居的生活，無疑是件好事。

但王祖望知道，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中，所長多為所內選拔。把一位西高所所長從千里之外調任至動物所，頗有深意。

那时，动物所的新学科布局滞后于国际，在分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出现人才断层，宏观生物学领域还没有挑大梁的青年人，人才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行政与后勤管理问题也对科研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他清楚，要解决问题，就得改革；要改革，就得不怕得罪人。

從西高所到動物所，王祖望都以脾氣耿直、不怕得罪人著稱。

在动物所改革时，他撤并人员臃肿的机构，将有限资源向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年轻人倾斜，得罪人是常事。

王祖望最大的一次發火是為了給年輕人爭取評職稱的機會。

那是1995年秋一個深夜，動物所一個會議室里燈火通明，討論聲此起彼伏。職稱評審委員會爭論的焦點是幾位年輕科研人員的晉升問題。王祖望認為，要“扶老攜幼”，讓老中青都有所為，同時給年輕人更多機會。但在場的也有人認為，幾名年輕人資歷不夠，不該輕易破格提拔。

僵持多時，王祖望大聲道：“如果再論資排輩，動物所前景堪憂，有些課題組會被拖垮！”

在座者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几位年轻人职称的评定，更是关于动物所未来科研风向之争。

凌晨一点多，会议投票通过了两名年轻人的晋升提案。这两名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动物所的中流砥柱。

王祖望根據動物學科的發展趨勢，建立以青年人為主的“保護生物學實驗室”“動物行為生態學實驗室”，把有限的資源向年輕人、新方向傾斜，從不考慮是不是自己的學生、自己的課題。

他很早就建议，要重视极端环境动物适应性研究，强调多学科交叉和融合。90岁了，他还呼吁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搞微观的不出野外，成天躲在实验室里，知识就欠缺一部分”“搞宏观的，必须懂得微观仪器的使用方法、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室技术”。

在科研合作中，王祖望從不看重署名，總是主動將通訊作者的位置讓出去。就連他作為項目申報人和主持人申請到的國家級項目、100多萬元的課題經費，也讓給了剛回國、沒有根基的年輕人。

他的学生想转新的方向，他一般只问两个问题：“能解决国家什么问题？要怎么做才能解决？”只要能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哪个方向他都支持。

在動物所的8年時間里，王祖望沒有建立自己的課題組。他的學生王德華博士后出站時才知道，原來王祖望自己都掛在其他研究員課題組內。

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老所长想做到“一碗水端平”——自己连课题组都没有，何谈资源向组内倾斜？

當所長那些年，王祖望把署名、課題、榮譽都讓給年輕人了。如今他昔日的下屬、栽培的學生中，不乏院士和學科帶頭人，但他卻并未戴上幾頂“帽子”。

當王祖望的學生，不僅享受不到優待，反而要帶頭讓出利益。王德華回憶，20世紀90年代動物所博士后公寓緊張，一天，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說一聲“我做主了”，便安排他住到動物飼養房改建的平房宿舍。

王德华带着行李，搬到饲养房。到了才发现，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门外水泥还没干，条件与博士后公寓没法比。

“没有怨言，因为老师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王德华说。

與王祖望搭班的副所長李典謨回憶：“與王所長共事的幾年是最愉快的，因為他總把工作放在前面，總把別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問題總是很容易解決。”

王祖望始終銘記恩師夏武平的一句話：“你當所長，所里的任何成果都應讓你感到自豪；但任何失敗，你都必須承擔責任。”

在一篇回憶恩師的文章中，王祖望寫道：“能洞悉科學發展的大趨勢，即使身處逆境，依然能把握這一大趨勢而為之謀劃者，并在大趨勢的激流中，培養人才，形成團隊者，即為具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

这也是他对动物所改革的良苦用心。

1995年，王祖望任動物所所長任期屆滿，所里人聯名向院里寫信，懇請王所長能夠繼續留任。

在述職報告大會上，王祖望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

在任的那些年，人人都说他刚正到有点不近人情，但卸任后，所里却有很多怀念他的人。

“没有嗜好”的老所长

在許多人眼里，王祖望幾乎是“沒有個人嗜好的人”。

他不善交际应酬、不讲究穿戴，还曾因穿着过于朴素，被动物所的保安拦下来，要求出示证件。

他作所长述职报告只谈实事：所里的学科建设和结构性改革、人才培养、员工的工资收入、分配住房等。他的听众说，老所长作报告，像在“追着人的耳朵讲”。

王祖望不講究排場。在所里人才引進期間，因辦公空間緊張，他把20平方米的所長和秘書的辦公室套間騰出來讓給新來的年輕人，自己到財務室旁邊一個嘈雜的小房間辦公。

他的办公室也是“凑合”出来的。为了节省所里的桌椅，他从家里搬来写字桌和旧椅子。所里考虑到他腰不好，为他配备了几把带弹簧垫子的靠椅，他也只是在开会时坐坐。

卸任所長時，王祖望找到王德華，對他說：“你幫我把這幾把彈簧椅子還給所里吧。”王德華悄悄告訴他，現在沒人要這么舊的椅子了。

王祖望到動物所任職后，住在岳母家一間20平方米的房里，早晚擠公交車上下班。一年后，院里在中關村北區安排了一套騰退房，王祖望才有了屬于自己的住處。直到2000年退休后，他的住房條件才進一步改善。

王祖望挺知足的，常邀請學生們來家中聚餐，親自下廚招待。早年間他常帶隊出野外，生火、做飯不在話下。學生張健旭回憶，春節時，老師還會與夫人一同包餃子招待學生。王祖望的老伴兒是南開大學時期的同學，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兩人已相伴六十余載。

他在西高所的学生李义明说，从西高所开始，老师总是自掏腰包，从没让学生花过钱。

他的學生楊奇森成了獨立課題組組長后，曾對王祖望開玩笑說，“老師，我可比您當年富多啦。”聽到這話，王祖望總是笑瞇瞇的。楊奇森知道，老師總怕學生像當年的自己一樣窘迫，一年到頭為經費發愁。

很少有學生記得清，王祖望具體是哪一年退休的，只記得他“一直在干”——從編纂140萬字的所史，到組織全國生態學領域40多位專家編撰出版了50萬字的《生態學名詞》，再到編纂超過900萬字的《動物分典》。

編纂《動物分典》時，王祖望在電腦錄入信息時經常遇到問題，卻沒有年輕助手。學生中最懂電腦的楊奇森，當時也50多歲了。老先生每每打電話咨詢電腦操作問題，又怕耽誤學生們做研究的時間，第一句總是“你最近忙不忙”。

有时，他记不住电脑快捷键的用法，又怕反复询问、打扰学生，便在电脑键盘上贴了便签纸。

2016年，《動物分典》出版后，82歲的王祖望和幾位編委會成員回到動物所，親自答謝在編纂中提供過幫助的年輕同事。他們推著小推車，挨個兒辦公室送書。王祖望堅持不讓別人代勞，他說：“必須親自送去，親自感謝。”

人生的第九十個年頭悄然而至，王祖望又對人工智能產生了興趣。他向60多歲的學生請教，學生也不懂，他便請教學生的學生。

他说：“过去你们是我的弟子，现在你们是我的老师。”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