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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2025年是何诞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生新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闻科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库。70年来，学网广大院士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发展，年年持续开展系统性、科技前瞻性、规划战略性咨询研究，何诞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生新本报特别推出“咨政报国七十载”系列报道，闻科深入解读学部咨询工作的学网重大成果与典型事例，讲述院士专家“为国建言”的年年动人故事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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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蒲雅杰 记者 胡珉琦

1956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着一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激昂口号，《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应运而生，照亮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之路。

那年春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全国科技界的精英会聚于北京西郊宾馆。他们共同奋斗了近5个月，群策群力，精心拟定并审议了国家科技事业的首个发展纲领。

聂荣臻元帅感慨万千：“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制定这样一项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

这一蓝图不仅直接推动了“两弹一星”伟大成就的实现，还深刻影响了此后我国科技发展的模式与格局。

响应国家号召，提交中国科学院“蓝图”

新中国成立伊始，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unc%20jersey%20football百废待兴，大规模建设全面铺开，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彼时，我国科技力量尚显薄弱，在国际舞台上，美、苏两国相继拥有核武器，对中国国防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核阴影笼罩下，提升科技实力、增强国防力量成为当务之急。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向与会的千余位专家学者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他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应用，并正式下达了“制定从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这一重要任务。同时，他强调：“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事实上，早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便已悄然开启长期科技规划的酝酿工作。

当时，为满足国家制定全国经济建设长远计划的需求，中国科学院积极行动，接连召开一系列会议，与院内外科学家围绕多个学科的长远计划展开深入探讨。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来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在对院内多个机构进行全面考察后，他从宏观视角出发，郑重写下自己的建议与措施，其中第一条便是“尽快编制中国科学事业的十五年远景规划”。这一建议与中国科学院的想法不谋而合，院长郭沫若迅速致信中央，直言“关于制定全国性的科学研究任务，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此提议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批复。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历程中的一桩大事。学部成立大会期间，学部委员们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应迅速拟定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决议。3个月后，院务常委会正式通过“关于制定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自此，院内的规划制定工作全面启动。

1956年1月，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安排，将工作重点调整为规划十二年内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发展计划。此后两个月内，中国科学院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先后有360余位科学家投身其中，完成了中国科学院远景计划的初稿，内容涵盖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提出的319个主要研究项目。经归纳整合，又提炼出53个重大项目，涵盖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自动控制与远距离操纵以及电子计算机等重大尖端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许多项目后来都被纳入全国层面的“十二年科技规划”。

可以说，这份中国科学院远景计划为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做了重要的前期准备。

苦干5个月，探索“任务带学科”创举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行动，这一重大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中国科学院和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不久后，改组而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亮相，其中，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规划工作的领导组织中心，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1956年3月至8月，北京西郊宾馆热闹非凡，激烈的学术探讨、严谨的商议此起彼伏。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为依托，广泛召集学部委员及全国各领域科技专家，高峰时期，现场专家人数达700余位，其中包括18位苏联专家。

后来，聂荣臻元帅在提起这段岁月时，仍难掩激动之情：“当时集中了600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他们真可以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

在规划的制定过程中，一系列关键问题引发了专家的深入思考。科学规划究竟该采用何种方针，才能使科学发展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重大国家科技任务与学科理论发展，两者的轻重关系又该如何权衡？

鉴于我国科技基础薄弱的现状，许多专家主张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国内“缺门”；也有专家认为，应优先发展一般工业技术、打好基本科学理论基础，再逐步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最后赞成‘迎头赶上，重点发展’的方针，既要高起点，也要突出重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时说。

在攻关任务与学科发展的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一方观点认为，我国基础科学根基尚不牢固，科学家数量有限，应依据学科和科学家专长制定规划，从“打基础”做起，否则便是脱离实际；另一方则强调，应用型技术对经济与国防建设有直接推动作用，主张规划应从任务角度切入。关键时刻，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创新性规划方法，即先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科技需求规划任务，同时兼顾学科自身发展。这一方案得到了广泛支持。

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部分基础学科与重大任务关联不大，这些任务“带不起”的学科该何去何从？周恩来总理适时提出，可单独规划“自然科学基本理论若干领域发展的重点任务”。于是，天文、地质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6个方面及若干重点问题被纳入其中。随后，科学家又集体反映科学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最终这一学科领域也被纳入规划。至此，“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整体框架得以完善。

锁定尖端技术，出台“四项紧急措施”

随着“十二年科技规划”初稿的形成，周恩来总理又敏锐捕捉到一个关键问题：“印出来的本子这么厚一摞，国务院该怎么抓？你们当把最要紧的事情搞一个报告来。”

为解决这个问题，张劲夫立即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结合苏联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规划的建议，精准锚定国家最为紧迫、至关重要的技术。1956年5月20日，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4项技术被列为优先发展的科学项目，简称“四项紧急措施”，并交由中国科学院承担落实与实施的重任。

“四项紧急措施”对外公布之际，还曾发生过一段插曲。

规划制定期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在苏联工作。归国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张劲夫，言辞恳切又略带焦急：“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怎么‘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原子能啊！”面对这位赤诚直率的科学家，张劲夫笑着摇头，郑重解释道：“三强啊，原子弹是国家最大的事。”他进一步阐明，原子弹研发关乎国家安全命脉，需高度保密，必须集中专业力量专项推进。实际上，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起初拟定的紧急措施包含原子弹和导弹等，但作为严格保密的国防尖端技术，它们的研发由国防科研部门专门负责，因而暂不对外公布。

这番解释，不仅解开了钱三强的疑惑，更揭示出“四项紧急措施”背后深远的战略考量——本质上皆是为原子弹攻关服务的关键布局。

回溯历史，“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核心始终牢牢锁定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它的制定恰逢苏联对我国技术援助的鼎盛时期。参与制定规划的专家、时任原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副所长黄培云回忆：“当时我们得到了关于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信息……这个信息给我们做科学规划很大的鼓舞。”

为落实“四项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陆续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和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并在应用物理研究所建立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这些新生科研力量，不仅在配合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在磨砺中逐渐成为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发展与转向，“十年规划”接力而来

1956年8月下旬，“十二年科技规划”连同“四项紧急措施”在内的多个附件正式编写完成。这份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篇幅达600万字。此后，又根据国家发展实际需求，新增了人造地球卫星、万吨水压机等重要科研项目。

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十二年科技规划”，认为其制定过程更是一次对国际科技格局和中国科研“家底”的“摸清”，通过全面梳理与分析，从科研机构的组建、人才队伍的组织，到科研服务系统的构建等，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科研所需的条件。

与此同时，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更是以“十二年科技规划”为奋斗航标，全力投身科研事业。至1962年，全国科研机构已从381所增加到1296所，科研人员从6.2万多人增加到近20万人，形成了一支庞大、有序的队伍。一批关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难题被攻克，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也不再是一片空白。

1957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基本完成后，国务院曾派遣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广泛征求苏联专家对规划内容的意见。双方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其中苏联协助中国开展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后来，苏联单方面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失去了外部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1962年，国家科委迅速组织专家着手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年规划”）。中国科学院学部再次勇挑重担，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亲笔起草了基础科学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

“十年规划”与“十二年科技规划”一脉相承，都以发展尖端技术为目标，不同的是，实现路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力更生，迎头赶上”成为新的行动纲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惊天巨响、1967年氢弹试验的震撼成功，意味着中国迈上了独立自主探索科技发展道路的新征程。

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扬宗强调，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和全体学部委员为主力编制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及“十年规划”，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推动科技进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上，更在于实施过程中逐步构建起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筑牢了根基，对我国后续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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