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重拾止于中华慈善总会2010年度审计报告公布。慈善24页的形象%E3%80%90WhatsApp%20+86%2015855158769%E3%80%91diploma%20seal审计报告还特意选择了“玻璃口袋”的造型，来向公众宣示公开的郭美割决心。门户网站在抓取该条新闻的美切标题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会长年薪4.8万”、重拾止于“管理费仅为0.11%”等新闻点，慈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信息获取的形象偏向。

　　对于丑闻缠身、郭美割麻烦不断的美切中国官办慈善组织而言，此番中华慈善总会的重拾止于%E3%80%90WhatsApp%20+86%2015855158769%E3%80%91diploma%20seal信息发布无疑具有洗刷和切割的多重意义，这可以被理解为是慈善“后郭美美时代”中国慈善开始的些许公开尝试。

　　此番公布的形象尽管只是2010年的相关数据，看起来与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郭美割诸多负面新闻并无直接干系。另一则新闻则显示，美切近日刚刚经历“正常的人事变动”的中国红十字会，连其常务副会长换人都不得不特别声明“与郭美美事件无关”。其实已毋庸讳言，所有事关中国慈善的新闻话题，都已然无法摆脱这一尴尬的言说背景。也惟有在充分正视的前提下，中国慈善才有研讨和尝试重拾公众信任的可能。

　　中华慈善总会此次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华慈善总会总支出达到70亿元，而其管理费仅为761万元，提取比例为0.11%。这与此前为公众所熟知的“管理费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宽松条款形成鲜明对比，而后者恰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慈善备受人们诟病的核心“污点”之一。中华慈善总会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按照该会的财务制度规定，管理费的提取比例，最高不得超过项目募款额的3%，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项目的提取比例还远低于3%。长期以来，高昂的管理费用，辅之以不透明的账目乱象，在频频接连发生的慈善丑闻助推之下，才最终让公众对中国慈善的信任跌入谷底。在此背景之下回味中华慈善总会负责人的表白，能够读出不少委屈的成分。一家爆出丑闻，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中国慈善，不能不说其间的委屈有可堪理解的部分。

　　委屈之外，分明也可以看到一份欲语还休的切割努力，而后者对于整个中国慈善的良性竞争而言，尤显重要。慈善要重拾公众的信任，除了彻底的账目和行为公开之外，另一个并不可少的要素便是放开慈善组织间的竞争。慈善组织之间竞争的缺乏，甚至由官办慈善机构垄断慈善募捐的资质和渠道，将会完全堵死公众用脚投票的可能性，而慈善机构便不可逆转地异化为“坐地收钱”的庄家。

　　有竞争才有可能产生活力，必须给人们的慈善爱心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管理费提取比例之间的比较，只是选择和评价标准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端。慈善组织之间管理费提取比例的竞争，是内部运行科学和透明化程度的优胜劣汰，先前被媒体热议的曹德旺2亿元“最苛刻捐款”项目，便是明证。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各自表白的过程恰是竞争萌发的过程，而最彻底的账目公开，以及更主动的竞争努力，都不过是人们对于慈善的最起码要求。

　　昨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正面评价“郭美美事件”对于中国慈善发展的作用，是促进而非拐点。但在具体谈到“郭美美事件”中的舆论反应时，却使用了“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要求更高了”的表述。回顾这一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慈善的关注，无论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还是互联网上人们不分昼夜的转发与跟进，所要表达的，绝非什么“更高”的要求，而只是慈善之为慈善的一些最起码的常识和底线。账目要公开，数据要细化，慈善应当回归民间，褪去官方机构的思维与色彩……这都是现代社会对公益慈善的准入性门槛要求，“更高”的错觉所反映的，还是此前多年来未予践行的体制欠账——— 此前做得太少，那就必须大踏步矫正。

　　中国慈善只有看得见的进取努力，才有资格求得公众给予多一些等待的耐心。而这份再给一次机会的等待，绝非不分青红皂白的纵容：同日另一报道披露，东莞某官方慈善活动的倡议，竟然通过“绑定银行账号、每月最少捐10元”的强制方式进行，而该地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仍以“10元标准经过调查摸底，并不过分”作为回应。这与中华慈善总会的那些努力，走的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